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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洪承畴一面竭蹶从事，努力组织绿营等汉兵固守地方，一面请求朝廷另遣满军助战，督促清廷命靖南王耿继茂迅移镇广西梧州，实际意图是把攻取广西、牵制李定国部明军的责任推给广东的两位汉人藩王。

    清廷收到洪承畴的奏疏以后，没有下旨让靖南王耿继茂移镇广西，但也知道单靠洪承畴节制的汉族兵马难以同明军一竞高低，于是顺治十年十二月，顺治任命固山额真陈泰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固山额真蓝拜、济席哈等带领满洲八旗兵前往湖北、湖南镇守。陈泰被任命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后却没有统兵南下，而是等到屯齐部返回北京后才南下，时间一下就过去一年多。

    顺治十二年四月，陈泰派出的先遣八旗兵固山额真济席哈和蓝拜的军队才进入湖南，他本人带领的军队行至湖北监利县境因江水泛滥，河堤冲决，无法前进，直到病死军中也未能到达湖南。

    固山额真济席哈和蓝拜统领的八旗兵到达湖南后，孙可望自知斩将搴旗非己所长，决定重新起用因保宁战役被削去兵权的抚南王刘文秀。可是，刘文秀自从保宁战败被剥夺兵权后日趋消极，他废居昆明时甚至想进山学道。孙可望几次召他至湖南都不至，最后在孙可望的坚持下刘文秀才出任“大招讨”一职，永历九年（伪顺治十二年）春，刘文秀才率领大将卢名臣、冯双礼等部马、步兵丁六万、象四十余只，踏上了东攻湖广的征途。四月，刘文秀部集结于湖南辰州，计划先攻占常德，切断洞庭湖西面湖北、湖南的通道，然后收复长沙、衡阳、岳州，得手后再北攻武昌。

    按照刘文秀的部署，明军进攻常德采取水6并进的方针。刘文秀派卢名臣率领一支军队乘船由沅江前进，自己率军由6路进。明军出之时正值涨水季节，卢名臣部乘坐一百多艘船只顺江而下，四月十七日即攻克桃源县，活捉清朝知县李瑢。可是，刘文秀亲自带领的主力却因为连日下雨，溪水猛涨，道路泥泞，行进非常困难，马步兵滞留数十日，根本无法同卢名臣所统水路军队配合作战。

    洪承畴和陈泰得到刘文秀大军入湘的消息后，迅作出对策，除了从衡州等地抽调军队回守省会长沙外，五月初十日，调遣荆州满洲八旗兵赶赴常德，加强防御力量。五月二十三日夜，卢名臣部进至常德城下，遭到优势清军伏击，由于得不到6路明军的支援，激战到次日，卢名臣中箭落水殉国，水路明军几乎全军覆没。

    战后，清军加强了面对辰州的防务，刘文秀水、6两路夹攻的计划宣告失败，卢名臣的阵亡又严重影响了军心士气，刘文秀只得放弃攻取常德的计划，带领军队退回贵州。孙可望对刘文秀的举措深表不满，又一次解除他的兵权，让他返回云南昆明闲住。

    孙可望任命刘文秀为大招讨，本意是让他在永历八年率军由湘出长江，同张名振等会师夺取江南。当时屯齐部清军北撤，陈泰部清军尚未南下，正是一举击破清经略洪承畴拼凑的汉军、进取江南的大好时机。可由于孙可望的图谋篡位，欲图取明自代，一向反对此举的刘文秀不愿按孙可望的策略行事，以免孙可望借此成功篡位，结果他的按兵不动导致孙可望意图和张名振东、西会师江南的计划全盘搁浅。

    常德之役后，刘文秀无功而返，陈泰也随之病死，虽常德之役明军战败，但清军也没有取得任何南明地盘，基本上仍是在湖南西部同孙可望部明军对峙。

    对峙数月后，清军派往明军控制区的探子却传来惊天消息——孙可望和李定国内讧，李定国已率部冲破孙可望设在广西田州的防线直奔贵州而去，此举明显是冲永历而去！(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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