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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核心区生产力最达的地区均被入侵者占领。中国在古典时期从未在这个方向上遭受到这种程度的入侵。

    2o世纪3o年代，日本已经占据东北伪满洲国，越过燕山防线热河战役进入华北。七七事变后，日本同时从北方进攻华北和东方淞沪会战进攻中国核心区，都南京很快陷落。

    处在第二防御线核心的武汉由于地理原因日军可以沿平汉铁路南下，同时也可以溯长江而上，防御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土防御上来说，上述两种防御体系最后一道防线的交集，也就是四川盆地！！

    这里成了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最后的避难所。四川盆地拥有良好工业基础也使得其可以作为日后战略反攻的基地之一。

    在四川盆地也有两个选择，即川西平原上的成都和川东丘陵中的重庆。由于日本最终未能占领蒙古高原，使得其无法从西北威胁渭河平原陕西和四川盆地，国民政府的主要防御方向是东方。

    由于地处山地丘陵，又可扼守长江三峡，重庆要比成都更适合防守。同时重庆也更容易通过长江长江黄金水道与江汉平原等地进行联系，将影响力辐射至未沦陷区。

    蒋委员选择迁都重庆，是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和思量的。1935年，蒋委员带领他的高级将领和德事顾问藉追击红军的机会来到四川，但他的另一用心是寻找一个可以长期支撑中华民族对日作战的根据地。

    当时东北与热河已沦为日本控制，委员长很明白，中国薄弱空军的制空权短时间内就会被日本人控制，接着日本6军将长驱直入，因此武汉不做考虑；而主力为清朝遗留下来的南洋舰队也绝非日本帝国海军的对手，中国海岸线将遭日本封锁，广州也不尽理想。

    在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中，很大的建设核心是围绕广州、重庆、上海而进行的，在1928年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后，委员长便着手参考建国方略来实行建设，因此重庆在当时，还具有比成都、西安、太原、洛阳更达的现代工业基础。

    从战略位置上看，重庆，它东面有长江三峡和大巴山作天然屏障，日军地面机械化部队无法进入，海军也无法上溯三峡；它的山地条件能够弥补中国制空权上的缺失：日军若从武汉起飞至重庆，来回直线距离也要二千公里，当时日本还未展出长程轰炸机，战斗机加挂油箱也飞不到。

    另外由资源来看，四川拥有四千多万人口，占当时中国十分之一，也是北起陕甘、西达青藏、南抵云贵这些还未遭受日军侵染的区域核心位置，物产与天然资源相对丰富。重庆有得天独厚的长江与嘉陵江环绕，可以把整个四川盆地兵源、战争物资、军备，通过水道向重庆汇集，这对当时极度依赖人力运输的条件，是远胜华北几个大城的。

    政治上考量，不论是西安或太原，距离红军根据地延安太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若一面对日抗战，背后却遭红军伏击或分化，将是莫大牵制。而且西南旧军阀势力相对北方来得小，军队掌握度较高。

    基于这些主要因素，蒋委员决定未来中国对日作战的核心就在重庆。国民政府的西迁行动，在1937年11月15日秘密布中央政府西迁指令，自上午开始，先搬重要档案、文件、印信；然后随行人员6续登船。11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中央官员，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登上「永绥舰」，正式撤离南京，沿长江而上重庆。

    11月2o日林森到达武汉，脱离日军威胁范围后，中央通讯社才公开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名义上成为中国战时都：

    自卢沟桥变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被侵各省，均有剧烈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6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煨烬，军心仍如金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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