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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东晋内乱，桓玄篡位，谯蜀独立，疆域逐渐萎缩。

    　　刘裕崛起后，攻灭谯蜀并发动两次北伐，收复蜀地、青兖、司豫及关中地区。

    　　然而刘裕因故返京，将领内乱，夏人入侵，导致关中得而复失。

    　　此时，东晋领有扬、北徐、豫、江、北青、司、荆、北雍、东益、宁、交、广、北并、北冀、梁、徐、北兖等十七州，及幽、冀、东秦、青、并、兖、秦、雍等侨州，共二十五州。

    　　东晋的统治区袭承西晋，虽然也是实行州、郡、县三级制，但是其州郡越分越多，从而导致辖区缩小。

    　　西晋末年，大量流民南渡。

    　　东晋朝廷为了安抚侨民及侨姓世族，以原籍州郡县名寄治别处，而无实地，此即侨州郡县。

    　　等到安定后实施土断，使其州郡领有实地，户籍和赋役与一般州郡县相同。

    　　东晋沿袭西晋军事制度，但已有变化。

    　　军事上，因为皇权衰微，中军往往有名无实，同驻京师的还有扬州都督所属军队。

    　　外军大多由世族的军队组成，统军将领称霸一方，其中荆州军甚至超越中央。

    　　东晋多次北伐，确有助于巩固偏安之局，但如果方镇具有野心，往往藉此篡位。

    　　关于兵源方面，因为战乱军户大减，兵员改以募兵补充，或直接征兵。

    

　　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组成的北府兵，屡次击败强敌，在东晋后期等级如同中军。

    　　政治上，东晋朝廷逐渐形成了门阀制度，地方设立侨置州郡。

    　　经济上，东晋劝课农桑、出现庄园经济，江南得到了初步的开发。

    　　然而，汉末三国以来土地兼并的情况，到了东晋时期却是愈演愈烈。

    　　赋税上，在淝水之战后，东晋基本恢复了西晋的户调之式。

    　　谢安的王公以下都要交税，而在役者可以免交的制度被改变了。

    　　由此可以见到，人们把役、调对举，服役者不能免调，输调者不能免役。

    　　《晋书·范宁传》所记便有“举召役、调，皆相资须”之言。

    　　所谓“皆相资须”，即役、调都得承担。

    　　闻人奭也有“百姓单贫，役、调深刻”之言（《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百姓是既要交税，又要服役，从而出现了“流瑾不绝”的现象，王公贵族却是从来不服役的。

    　　淝水之战前要纳税，而战后，也看不到有关他们纳税的规定。

    　　南朝有所谓“复士”，推其源当始于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后，亲属虽不可荫，世族公卿本人却重新变成了可以享受免税特权的阶层。

    　　这又是镇之以静方针被破坏的表现。

    　　人口方面，由于北方战乱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从而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动。

    　　同时，滞留在北方的汉人，则依靠坞堡自卫。

    　　当时，主要的流亡潮有六次，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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