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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超心里根本不以为意。谁坐江山马超并不在乎，他真正在乎的是天下生民能够过得好一点。如果世家真的推翻了汉室，那他只要设法逃回凉州就行了。之后依靠凉州，与那些野心勃勃之辈一决雌雄。

    当然马超不能把实话说出来，他必须设法把董太后给“骗上贼船”。董太后是汉室的大家长，拥有很大话语权。理论上，汉代的太后，可以随时成为事实上的天下共主，方法主要有两种：在皇帝驾崩后临朝称制，名正言顺地直接确定新君人选；勾结朝臣废掉皇帝，立幼帝，顺理成章地临朝称制、垂帘听政。

    这样的政治生态，贯穿了整个“以孝治天下”的汉代，西汉东汉都一样。例如西汉时，最突出的就是吕后和窦太后。吕后之权势丝毫不输于汉高帝，屠戮起刘氏王侯来，简直如屠猪宰羊；功臣集团在她还活着时大气都不敢出，只有在她死后，才敢清算愚蠢的吕产吕禄。

    窦太后的权势也是如日中天。文景时之所以选择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窦太后的倾向性。中国式父母大都偏爱最幼之子，窦太后也一样。窦太后偏爱小儿子梁王刘武，把他封在最富庶的中原，建立梁国；还屡次要求景帝把刘武确定为继承者。景帝与梁王有隔阂后，窦太后就整天叫嚣着“帝杀吾子”。景帝的压力可想而知。景帝一朝，景帝一直活在母亲的阴影里。

    东汉时太后的权势，更是无以复加。东汉时，太后们无不贪恋权位，扶立幼帝，这样她们就能顺理成章地临朝称制，女主天下。她们的父亲、兄弟、子侄，无不成为她们最为有力的臂膀；借由外戚，太后们无不成为事实上的皇帝，行使着皇权。因为东汉很长时间里都是太后掌权，与其说东汉时天下是皇帝的，倒不如说天下是太后的。

    这样的地位，就类似于后世米帝国主义的副总统，当总统任内身亡，或被弹劾下台，或辞职不干，副总统就无可争议地继任总统。因此，太后和副总统有很强的相似性。而且太后的地位还要远远高于副总统，总统可以炒掉副总统，皇帝却不可能炒掉自己老妈；皇帝要是真这么干了，那么全天下就会炒掉皇帝。

    马超正是清楚地认识到太后权势之重，才进一步认识到，董太后是必须要争取过来的。

    马超道：“陛下应该知道，举凡除大敌、行大事、成大功，都是万分凶险、不可能有百分百把握的。越大的成功，便意味着越大的风险，和越小的把握。且在这过程中更是瞬息万变，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能稳操胜券。故而，臣绝对不会对陛下承诺，臣对于打击世家有充分把握。臣唯一能承诺的是，只要陛下全力支持臣打击世家，臣的把握就更大，成功的几率也会更大。愿陛下思之。”

    董太后怎么会不知这样的道理？但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过重大、太过凶险，她不敢不思虑周全，不敢不小心谨慎。故而她继续沉默着。

    见董太后未定决心，马超真是心急如焚。突然马超想到，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对利的热衷，永远要强于对害的畏惧。如果出于对于害的畏惧而不肯行事，不是说明害实在是过于巨大，而是说明利不够诱人。董太后虽然害怕世家推翻汉室，但如果给她足够的利益，她没理由不冒险尝试。

    于是马超道：“臣知道此事过于凶险，陛下忧心社稷很正常。但如前所议，既然陛下与臣是在交易，陛下对于臣提出的要求有所疑惑，不如听听臣给陛下提供的回报，再决断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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